主持人语：
［史学］栏目中，李翎从量度单位出发，分析古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造像量度产生的影响及中国传统艺术在这方面的吸收，为传统艺术研究的图像辨识和分析提供了参照。彭飞梳理原始文献，认为学界关于高剑父、高奇峰幼弟高剑僧年留学日本、年去世的说法不实，钩沉事实的同时指出晚清民初时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已敏锐觉察到照相印刷出版的视觉图像时代潮流，在上海开办了审美书馆并遣派幼弟高剑僧留学日本学习现代制版技术。赵文成从图像出发，提出“五毒”文化出现于汉晋时期的可能性，并梳理了“五毒”文化在各时期的表现。当下对于相关图像的认定还有一些不同意见，本刊期待关心者的进一步论述。［理论］栏目伍端通过对阿尔瓦罗·西扎的作品莱萨·达·帕尔梅拉海滨泳场的图绘分析，尝试勾勒并阐释一种面向地形学转向的、立足于当代文化和历史的地形建筑空间逻辑以及产生的作用。
——徐翎
内容摘要：图像是历史的一种反映，它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和史料。本文通过对刻有“毒虫”图像的汉代画像砖以及晋代越窑“谷仓罐（魂瓶）”的图像分析，提出民间美术中“五毒”形象从汉代便开始出现并应用于生活的可能性，并由此梳理了民间美术中“五毒”文化的流变过程。关键词：毒虫五毒图像文化流变
文化是在继承与发展中日臻成熟的，久远年代的文化流传，同样的源头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五毒”文化是我国传统民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民俗是一种同时以传承与发展状态存在的活态文化；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社会的。“五毒”文化伴随着夏至、天中、浴兰、重午（即端午）等岁时节令应运而生，从农历五月，始入夏季，众草丛生，虫蛇出洞，病疫随之而来。在这个时节，人们沐浴兰汤；悬挂艾叶、菖蒲、五彩笺；饮菖蒲、雄黄、独蒜酒；贴天师符或钟馗像及“五毒”符；佩辟瘟扇、“五毒”厌胜钱；穿戴绣有艾虎驱“五毒”纹样的衣饰；上演“除‘五毒’”的时令戏等活动，这些风俗习惯都与驱毒避疫有关，“五毒”文化的出现绝非偶然。它的出现，具有怎样的历史文化渊源？在流传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那些变化？一直以来还未有关于“五毒”文化研究的专门著述出现，仅凭着零散的信息欲穷其源是不足的。本文试以历史图像为脉络，推敲图像细节，加以文献考证，探讨“五毒”文化的流变。
一、“五毒”文化初现1.五月之恶“虫”初现人们在长期的经验中总结出时在农历五月，开始入夏，气温骤升，百虫始动，疫病容易孳生，“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1〕。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即把五月视为恶月；《大戴礼》还有记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2〕《楚辞·九歌·云中君》曰：“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慝将萌……阴起于出，湿气升而灵虫升矣；煖气盛，虫蠧并兴。”东汉《风俗通义》亦载：“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3〕认为农历五月，阴气始盛，又以初五为最，“重五”之日最益于送除不祥。因此，上述史料皆可以看出在五月为“恶月、百毒月”的认知中，人们在面对自然变化带来的恐惧与难题时，从采药以备遏制毒障之气到兰汤沐浴避阴秽，期颐以此等方式来化解和避开一切恶毒之物。与此同时，原始先民希望通过巫术仪式来面对自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寻求神明的庇佑，借助带有神灵性的图腾（像）来完成。这样的民间信俗具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传承性，梳理历史文献可知，“五毒”文化与农历五月、五月五日等岁时节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抱朴子》曰：“或问辟五兵之道。答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著心前。”〔4〕范晔整理的《后汉书·礼仪志》中解释了当时人们对五月的认识：“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懋。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5〕由上述可知，汉代作赤灵符、五色桃印、朱索等，均为止恶除虫、禳解毒疫之用。随着风俗的移易，浴兰节慢慢淡出了人们的文化视野，端午节逐渐取而代之。汉代虽未有“端午”〔6〕一词，但是汉代的习俗融入了后来的端午风俗，《风俗通义》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又曰：“亦因屈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7〕禳邪驱毒的行为与祓禊类民俗具有同样功能，认为以巫俗形式能驱赶走邪祟与灾害，起到防御的功能，因此人们按照“以毒攻毒，厌而胜之”的原则认知并行事，“五毒”文化即端赖于这样的民间巫俗信仰。“五毒”这一名词最早可见于《周礼·天官·疡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8〕郑玄注解为：“五毒，五药之有毒者。”〔9〕是指五种可以用以治病的毒药。这一时期，文献或图像中虽没有明确将“五毒”与五种“毒虫”对应，以史料中“万物方盛”“阴气萌作，恐物不懋”“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等记载看，其中显然已有毒虫的身影在。2.早期的“毒虫”图像随着近现代进行的大量考古工作出现不少新发现，其中不乏丰富多彩的动物形象。它们在画像石、画像砖图像中占有不小的比例，为我们再现了汉代的自然和社会风貌。汉画像石、画像砖的题材多取自于民间日常生活，“事死如生”的厚葬制度使得画像砖、石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汉代真实的生活场景，以及汉代人的精神信仰。这些画像砖石来自农耕文明民间工匠的艺术加工，创作思路不受局限，对社会生活原型进行刻画，随着社会风俗、信仰的变化而变化，把与自然最贴近的花草树木鱼虫、宇宙万物都纳入他们表现的对象，这些画像砖石都被赋予了人的情感。在汉画像中，把自然现象神秘化，以多种舞蹈礼仪、巫术场景来反映人们趋吉攘凶的心理。真实地反应了当时社会风俗文化。汉画像的造型艺术简洁明快，主要采用剪影式构图或者勾线式构图手法，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重要依据。笔者在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砖石中搜寻到民俗中常见的几种“毒虫”的身影，或可探踪“五毒”文化的源流。
图1[汉代]手搏图画像砖(拓片)原砖出土于河南邓县汉墓河南邓县城东北十公里的腰店祁营汉墓出土的空心画像砖《手搏图》（图1），表现了一个角斗的场景，中间武士身披铠甲、背后佩剑，瞠目弓步立掌待斗，左侧一人已经被打得仰天摔倒，右掌撑地，弃剑嚎啕，右侧一人弓步持钺准备出击，两侧分别饰以四脚龙，中间上方绘刻有一对凤鸟，这是一个典型的打斗场面，笔者
